性病艾滋病流行的较重要原因是性滥，而卖淫嫖娼则又是性滥之强。随着卖涛嫖娼的有禁无止和规模日趋扩大，性病艾滋病流行的形势更加严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 的意见：卖淫嫖娼而禁不绝，性病艾滋病流行难于控制，不如效法国外设立红灯区，让妓女 合 法化，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做可以定期对妓女进行体检，发现性病艾滋病就便于管理。并认 为这是预防和控制性病艾滋病流行的有效而重要的策略。在“我们认为在艾滋病预防方法上 应该是没有禁区的”一类观点的引导下，开设红灯区的呼声日益增高。

　　性病艾滋病流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医学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也不可能依靠生物医 学措施来解决，因此心理社会因素在预防和控制性病艾滋病流行中就有着更大的重要性。实 际上即使是像梅毒这样早已经有了特别有效药的性病，也不可能依靠生物医学的方法得到控制。 为此我们必须从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考虑红灯区问题，而不能直观和想当 然地认为开设立红灯区后，暗娼从地下、半地下出土，成为堂而皇之的妓女，定期接受体检 ，卖淫嫖娼在传播艾滋病性病中的社会危害便大大减少，而不考虑设立红灯区将会引发种种 心 理和社会问题。有鉴于此，作者提出以下的一系列开设红灯区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供主张设 立红灯区的人士参考和进行讨论。

　　开设红灯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有效性

　　对妓女定期进行体检，禁止染有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妓女继续卖淫，从理论上 讲是合乎逻辑的，从实践来看也可能起到一定抑制性病艾滋病蔓延的作用，但具体怎样操作 ，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

　　(一)首先多长周期体检一次为宜，恐怕每周一次是较短的可能期限，再短就无法操作，因为 不可能天天检查。如果说每周检查一次可行，并且上午接受检查时没有发现性病，那么持有 健康证的妓女下午就可以接客。要是遇上的第一个嫖客就患有性病怎么办?这是非常可能 的。因为 红灯区虽可为妓女体检却无法检查嫖客和不准有性病的嫖客嫖妓。这样一来，这名上午还健 康 的妓女下午就成为性病的潜伏期带菌者，有些性病，例如淋病、衣原体感染在潜伏期就有传 染性，那么在下一次体检前的一周中这名妓女仍然是性病传染源，在此期间可能传染多少名 嫖客?

　　(二)由于红灯区妓女持有健康证，证明该妓女没有性病和没有受艾滋病毒感染，因而是“干 净”的。在这种情况下，嫖客就更不愿意使用避孕套，如果遇上的妓女是体检后染上性病的 ，嫖客就更容易受感染。

　　(三)体检发现性病的妓女停止卖淫，直至完全痊愈。这段时间短者一周、半月，长者数周、 数月，在此期间让她干什么?停业一天少一天收入，停业时间长了何以为生?很可能转入地下 当暗娼。

　　 (四)生殖器疱疹基本上是终生都会复发的，尖锐湿疣复发率也很高，如何处置患有这类性病 的妓女?特别是高危人群这两种性病的患病率已经越来越高。

　　 (五)较关键的是妓女染上艾滋病毒后怎么办?性病治好后可继续卖淫，感染艾滋病毒却是终 身 的。让已经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妓女转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妓女好逸恶劣，好吃懒做，染上 艾滋病后就更是破罐破摔，很难再让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政府又不可能把她们都收 容在一起养起来。妓女当不成就只好转入地下做暗娼，中国这样大，哪里不能去?这种受到 艾滋病和社会双重打击的妓女报复心理极强，转入地下成为暗娼后将是较危险的传染源。

　　开设红灯区和精神文明建设

　　卖淫嫖娼是社会丑恶现象，对于多数文明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共识。如果开设红灯区让 妓女公开化和卖淫嫖娼合法化，就会引起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事关国家法制和精神文明建 设，不能不慎重对待。即使是像某些国家那样明着有禁娼法律，暗里却放纵卖淫嫖娼，也同 样引起社会道德堕落和政治腐败，这是不能不引以为训的。

　　 如果开设红灯区，那么妓女就成为一种合法职业，嫖客也是合法娱乐，国家有关取缔卖淫嫖 娼的法律都必须废除。这样做违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因而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不 改 变法律的情况下，像泰国那样开放实际上的红灯区，这就使严肃的禁娼法律成为一堆废纸， 并且必然招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卖淫嫖娼合法，公认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就不再丑恶。既然如此，非婚姻的性关系就更无 所谓道德与否，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将日趋盛行，性道德的进一步瓦解和性滥的加剧不仅使整 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而且高危性行为的增多，更不利于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

　　(二)卖淫嫖娼合法，嫖妓就成风流，卖淫也不再羞耻，笑贫不笑娼便成为社会风尚。大量年 轻女性将因此误落风尘沦为娼妓。请不要忘记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人口大国，还有广阔的经 济不发达地区和广大的农村贫困人口。卖淫作为生财捷径，将引诱大量农村女性进入沿海地 区和城镇的红灯区充当妓女，乃至形成竞相卖淫的卖淫潮。中国准备开设多少红灯区，接纳 多少妓女登记注册。如果涌入红灯区准备做妓女的人不能都被接纳，就会出现想当妓女也得 行贿走后门的丑行，而且较终登不上记的将仍然是不合法和不可能接受体检的暗娼。是否 有可能在承认合法妓女的同时取缔非法暗娼，以利预防性病艾滋病?大概办不到。

　　(三)卖淫嫖娼合法将引来一系列婚姻危机促使家庭解体，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古代，乃至 旧中国，丈夫嫖妓一般也是瞒着妻子的。妻子即使知道丈夫嫖妓因而心怀不满，但郁于封建 礼教只有忍气吞声。开设红灯区，嫖妓合法，男性嫖妓者必然大量增加。很少有经济上可以 独立的现代女性会容忍丈夫嫖妓的。眼下，因丈夫嫖妓被妻子发觉而引发婚姻危机的已不在 少数，一旦出现合法红灯区，这类家庭危机必然大量增加。

　　(四)红灯区与黑社会是并存的。某些国家即使红灯区是合法的，背后也有非法的黑社会活动 ，妓女离不开黑社会的保护与压榨，这是一个规律。黑社会活动将严重破坏社会安定，这是 不可不重视的。

　　 (五)红灯区将滋生一大批社会渣子。首先沦为妓女的大量年轻女性由于卖淫挣钱容易，便成 为一群不知羞耻，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社会寄生虫。西方把妓女称为“性工作者”，或“ 商 业性工作者”。这不但承认了卖淫是职业，而且还认为这是人权，是女性的正当权益，不能 用妓女的旧称来贬低她们。实际上这是一种伪善，是把女性以肉体作为商品出卖合理化，让 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男性的玩物，从而使女性完全成为纯粹的商品，一种不再有人格尊 严的货物，因而坠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从心理学规律来看，丧失了羞耻感的妓女为获取钱财 ，付出的代价极少，而得到的利益极大，其结果是强化了卖淫行为。卖淫行为一旦形成，只 要有买方，就极难改变。所以要改变妓女的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让她们学习技能成为一名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极为困难的。与此同时，红灯区还会滋生出一批靠妓女为生，反过来 又欺压妓女的老鸨和皮条客，这些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渣子。我们必须对卖淫行为作道德 评价。

　　(六)卖淫嫖娼腐蚀公务员，政府行政官员、公检法人员和军人队伍，因而加剧腐败。反过来 腐败又会保护卖淫嫖娼，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开设红灯区并不能减轻和消除这种恶性循 环，相反还可能加剧。

　　 (七)“繁荣娼盛”论把经济发展和卖淫嫖娼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为卖淫嫖娼有理 制造理论根据。一是反映了“富贵而淫”和“贫贱而移”的道德沦丧；二是公然否定社会主 义 精神文明建设，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三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引 伸出 道德的低级阶段；四是地方保护主义，“以性取胜”，保护和放纵卖淫嫖娼的地区可以吸引 更多投资，以色情来破坏公平竞争，赚取昧心钱。经济是否繁荣与娼妓盛衰并无直接联系 ，1948年解放前夕的北京，前门外和天桥一带有大量妓院，娼盛得很，经济却已崩溃，谈不 上繁荣。

　　(八)卖淫不应成为女性就业的出路。有人把卖淫说成是贫困妇女不得已的出路，甚至说女大 学生卖淫也是因为无钱支付学习费用。这种卖淫有理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否认卖淫与 经济有联系，但并不是与贫困存在必然关系。关键是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也就是一个社会 的精神文明程度，而精神文明程度并不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相关的。我国现在的暗娼中确 实有一部分人来自贫困农村，但生活在同等贫困水平地区的年轻女性参与卖淫的还是少数， 况且那些从事卖淫的人并非穷到不卖淫就会挨饿的程度。再有在那些错误地被认为大抵都是 卖淫的三陪女中，却不乏坚决不失身的女性。这些女性也并非都是在被迫卖淫时跳楼的；也 有机智脱身；更有在海南发生的杨性19岁三陪女被政法大学某教授灌醉奸污后给以金钱，并欲使杨成为包娼，杨因愤怒而用棍棒打死此教授的。这里并无鼓励必须棒杀色狼之意，而 是 要说明是否卖淫决定于道德观念，而非经济因素。相反有一些名声聒噪的歌星影星虽然正常 收入颇丰，却也在充当腐败官吏和 富商的暗娼。至于贫困女大学生，当今学校决不会让一个勤奋好学的 学生失学，只是靠学校资助和课余打工生活清苦些、劳累些。而卖淫的极少数女学生并非真 是因为贫穷，而是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及淫荡的生活方式。

　　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富裕状况和失业救济而言，不可能有年轻女性要靠卖淫才能生活，然 而仍有人卖淫，其原因不外是道德观念，好逸恶劳，生活放荡。美国除个别州有红灯区外， 禁娼法律相当严，抓住暗娼要判徒刑，但还是有人卖淫。当然有一些西方国家承认卖淫是职 业，但很少有人视此为荣，而且其周围的国家也不见得赞同这种做法，更不用说模仿。例 如瑞典是1999年开始实施禁娼法律的，措施相当严厉。瑞典于60年代开始性教育，是西方出 现性自由较早的国家，瑞典在这些年中经受了性自由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而早期鼓 吹性自由者所作的“卖淫嫖娼是因为性不自由，一旦社会有了性自由，卖淫嫖娼也就没有存 在的必要了”的预言并未实现，相反卖淫嫖娼日趋严重成为社会一大公害，这才迫使瑞典国 会通过立法严厉禁娼。

　　社会有责任为年轻女性广开就业门路，然而决不应该考虑设红灯区让女孩子充当妓女，更不该宣扬什么“牺牲一代少女把经济搞上去”之类为中国历史所不容的言论。一个民族为了发展经济而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实在是奇耻大辱，卖淫嫖娼毒化了社会道德风尚，伤害的又 岂止是一代少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哪位主张开设红灯区的先生或女士愿意让自己 的娇妻爱女或自己本人去充当妓女?牺牲一代少女又是否包括自己的爱女?如果自己不能身体 力行，又怎么忍心看着人家的妻女被逼良为娼，哪怕是自愿为娼。

　　(九)中华民族有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这是中国人在世界民 族之林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也是每个中国人应具备的做人之道，几千年来如此，几万年后 也不能 变，只要世界上有炎黄子孙存在，就要坚持这种精神。为什么中国人摧崇这种精神呢?因 为一个民族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而且也因为我们民族的一些不肖子孙缺乏或者丧失了这种精 神，所以我们决不应该背离这种精神，决不应该宣扬什么多元道德价值和道德相对论。我们 必须用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来教育每个人，用弘扬这种精神来建设我 们的精神文明，否则就是对民族的背叛，对历史的背叛。

　　 (十)中华民族传统性道德中的精华部分，例如不要有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不搞性乱。卖淫嫖 娼是社会丑恶现象等有着深刻和丰富的科学内涵，而决不是什么性禁锢，性保守，更不是什 么封建残余意识，而是几千年来人类生存发展对性行为作出的社会规范，这是世界各文明民 族所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近几十年来，西方的性自由破坏了这一人文生态环境，因而招致 了一系严重的社会后果，性病艾滋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要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的流 行决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性道德。1996年8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会 新通过的鼓励结婚和拨巨款支持禁欲(abstinence)教育，而不支持避孕教育的法案上签字； 1999年瑞典国会通过禁娼法案，标志着西方社会重新认识和肯定传统性道德的开始。

　　结论：设立红灯区不可取

　　事实上，想要依靠设立红灯区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做法并不能达到目的。一个较有说服力 的证据是中泰两国艾滋病流行前10年速度的比较，1984年和1985年两国先后发现自外国传入 的第一例艾滋病人，到1996年时泰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100万，而中国的测算数约为1 0万。泰国人口6000万，中国为12亿。按人口基数计算，在此10年间泰国艾滋病流行速度是 中国的200倍。泰国流行速度所以如此之快，主要就是因为红灯区遍地，性道德意识淡薄。 也是在这10年中，中国虽然也开始出现卖淫嫖娼和性自由倾向，但就整个中国人口而言，遵 守性道德的是大多数，参与卖淫嫖娼的只是少数，所以是优良的传统性道德观念极为有效地 延缓了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到90年代后期卖淫嫖娼不但有禁无止，反而更趋严重，性自由 倾向也日盛一日，这才造成艾滋病蔓延的加速。泰国因艾滋病严重流行而加强了红灯区的管 理，但并无意按照泰国禁娼法律取缔妓院，因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维持在自称80万的高水 平 。近年来泰国艾滋病流行趋势有所减缓，其真实原因并非管好了红灯区妓女体检和所谓的做 到接近满分使用避孕套，而是泰国藉妓女因慑于艾滋病而大量减少，并被不接受体检(包括艾滋 病毒 感染检测)的外国妓女所取代；本国嫖客和性乱者大量减少；至于外国性旅游者即使在泰 国染上艾滋病，也不可能计算在泰国的疫情统计数字里。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汲取泰国的教训外，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上真正值得借鉴的 是乌干达。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达瓦契(F・Davachi)教授取得 乌干达政府支持，推行不要有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忠诚、贞洁、预防艾滋病”全民运动，重 点是教育中小学生遵守性道德不要有婚前性行为，而不是推行避孕套教育，也不是设立红灯 区。结果15至19岁少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从1991年的38%下降到1998年的37%，并使乌干 达成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下降的唯一国家。以此同时，其他南部 非洲国家都在广泛推行使用避孕套和试图推行红灯区妓女体检制度，而所有这些国家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率还在继续上升，有的国家已经严重到濒临种族灭绝的程度。

　　为了控制艾滋病流行已经究竟应该在中国设立红灯区，还是实实在在地开展性道德教育，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加大取缔卖淫嫖娼力度，这是决定在我国能滞较后有 效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