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山沟，家里祖祖辈辈才培养出他这么一个研究生，方圆几十里都曾以他为荣。
　  然而，人生中现有的一次“好奇”冒险，现有的一次国外红灯区的性生活经历，他就染上了艾滋病。从此，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住所，失去了亲朋好友，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
12年前发现感染去年发病
　  他是深圳市第一个被发现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1992年出国学习时在红灯区染病，去年开始发病。记者面前的李意辉（化名）懊悔万分，艾滋病毁掉了他的前程，毁掉了他的一切。
　  李意辉目前住在东湖医院艾滋病收治区，病情症状在患者中还不算严重，只是持续高烧39℃。李意辉去年7月开始发病时，症状也是一直高烧，持续20多天，什么药物都没用。
　  由于发病前已经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李意辉经常阅读一些艾滋病方面的书籍，当自己持续发烧并且用感冒药物医治无效时，李意辉就警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因艾滋病毒感染而发病，就直接来到了东湖医院。
山沟里出的名牌大学研究生
　  记者在东湖医院病房见到他时，李意辉看上去挺年轻，憨厚朴实。
　  李意辉告诉记者，自己出生在湖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他靠着勤奋考上大学，又接着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他是村里的骄傲。
　  1990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李意辉来到了深圳。
赴英培训在红灯区染上艾滋
　  1992年初，李意辉被派赴英国学习一年。到了英国，对艾滋病并没有深刻认识、又是第一次出国的他，对什么都充满新奇。就因为好奇，李意辉走进了一家并不高档的高危红灯区经营场所，搭讪了一个非常诱人的金发碧眼的姑娘，可他却没有意识到她的危险，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李意辉说，就是这一次，他倒霉地感染上了艾滋。
　  也就在这前后，大洋彼岸的深圳，他的爱妻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查出艾滋病毒后失去工作
　　1992年底，李意辉学成回国。按照有关规定，归国人员回深圳后要进行体检。
李意辉说，那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体检结果出来以后，有六七个人穿着白大褂、“全副武装”地去他办公室找他，结果“李意辉得了艾滋病”一下子成为整栋办公楼的爆炸性新闻。而这一天恰巧李意辉在家休息，那些人又立马赶到他居住的小区，小区里的邻居于是也都知道了小区里住着个艾滋病感染者。等李意辉复诊回来后，小区的管理人员马上要求他搬家。第二天，单位来电话说，“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家养病，不用上班了，工资会照发给你。”
家搬了一次又一次
　  当时李意辉还未发病，表面与正常人并无差别。而他每个月只能领着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过日子，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李意辉从小区里搬出来开始隐姓埋名过日子，家搬了一次又一次。之后由于无法正常工作，李意辉只好办了病退手续，每月只能领到700多元。
忍痛离开妻儿一个人住
　  李意辉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为了妻儿的身体健康，不让他们受到社会的歧视，李意辉每天吵着要和妻子离婚，可妻子就是不同意。这样吵吵闹闹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8年，妻子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幸运的是，妻子和儿子均未染病。
　  与妻子离婚后，为了不让妻子找到自己，他把电话号码换了，并经常变换住所。如今李意辉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儿，他说，心里好想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想儿子的时候，李意辉经常在放学的时候躲在学校附近的某个角落，远远地看望儿子。有时看到来接儿子的妻子，真想跑到他们身边去抱抱他们，但李意辉总是克制住自己，每次都没让对方发现自己。
曾在小岛生活了3年
　  李意辉被发现感染艾滋病毒以后，同事、朋友们都回避他。如今所有的朋友都与他没有了联系。
面对社会的歧视，面对自己无法生存的现实，李意辉说自己曾经从深圳消失了3年，躲到一个小岛上去了。在那个岛上，只有他大学时一个较好的同学陪伴在他身边，给了他无尽的关怀和鼓励，并为他四处寻医问药，可当时每月1万多元的抗病毒药物，他支付不起，只好放弃治疗。
　  从去年发病开始，李意辉每天必须服用抗病毒药物。为了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李意辉在医生的同意下，非常小心翼翼地开始隐姓埋名工作。
　  在李意辉的老家，他年迈的父母现在都不知道他患了艾滋病，李意辉说不忍心打击他们，家里姐妹中，他只告诉了他的大姐。大姐来看过他，经常打电话给他。
　  他曾经想到过死，可是他的死，父母会受不了，他还放不下自己的儿子，儿子还没有自立。他说他还要坚强地活下去。
记者手记：他是一个好人
采访李意辉的机会来得十分偶然。
　  当时，我采访完一个艾滋病重病患者，来到病房的阳台上，隔着窗户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坐在病床上抹眼泪。我问身边的李剑医师，“他是不是艾滋病患者？”
　  李剑医生说，他是艾滋病患者，而且是深圳第一个被感染的艾滋病患者，病毒潜伏了10年，2003年7月开始发病。这一次因为病情发作，7月13日又住进了东湖医院。
　  “需要我帮助吗？”我推开病房门走到李意辉病床前，给他递上擦眼泪的纸巾和我的名片。
　  李意辉坐在窗前，没有正面看我，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并且条件反射似地把窗帘一拉，外面几乎看不见我们了。很久，他的情绪稳定了一些，才又说，“你是《深圳商报》记者，想采访吗？”他依然面朝窗户坐着。
　  “我和我们报社是真心想帮你，想帮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你有什么困难和苦水告诉我，好吗？”
李意辉终于把脸转过来，一张非常敦厚朴实方正的脸庞，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好，我接受你的采访，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所有的人一个借鉴，我的苦难能唤起政府和全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与关爱。”
但是，李意辉仍然没有转过身来，在1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记者几次劝他躺在床上说话，可他一直没听。
　  采访过程中，李意辉的吊针已经打完，护士戴着塑料手套来给他拔针时，针口出了血，李意辉马上自己去拔针，不让护士靠近，并提醒护士注意血。从这个小小的动作，我感到，他应该是个好人。